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的发展与影响
道家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守卫者，道家的文献和传统中，保留了许多迄今已亡轶的思想文化内容，特别是上古至先秦时期，许多昙花一现而今仅余其名的思想、理论、学说、艺术、习俗、方技等，均沉淀于道家文化之中。另有许多传承至今的学派，如医学、兵法、天文、卜筮等，也因融会了道家思想精神才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本文且就将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与其他学派的发展与相互影响作简要介绍。
进入战国时期后，思想始于黄帝，理论创由老子的道家学说逐渐走向了繁盛，与诸子百家相互交融。在以庄子为代表的继承者的努力下，道家学说一跃成为了当时的显学，并影响着其时所有的主流学派。其中一些思想理论枝布叶分，直到21世纪依旧在社会上有十分广泛的影响。
据《史记》记述：老子见周朝衰微，旧日的文明崩毁，遂出关隐居，传给守关人尹喜（也称关尹子）五千言，论述道德之意，而后飘然离去。从此段记录可知：关尹为老子道学思想的第一代传人。
在先秦之书中，曾多次将老、关并提，如重要的道家后学作品《庄子·天下》就说：“……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风而悦之”。可见在此时，老、关学说便已成为当时社会上一派学说的代表人物。
关尹的著作今天早已不传，但我们还可以从其它传世作品记载中略窥其一斑。如《吕氏春秋》中便言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
然而此言太过笼统，我们是无法从中看到关尹的具体主张的，所幸在《庄子·天下》中，还为我们保留了一些关尹的学说内容：“以本为精，以物为粗。……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尝随人’”。
从这些话里，我们大致可知：老、关都是主张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以本为精，以物为粗”），而“在己无居，形物自著”等句，则是关尹的观点所在。大体上，关尹的学说主清静自守，而老子《道德经》中也有诸如“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等主张清静无为的语句。关尹的“清静”观点或许便由老子这些话中继承发扬而来。
关尹过后有杨朱。虽然杨朱在当今众人看来可谓“其名不显”，但毫无疑问，他也是重要的道家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杨朱也被称为杨子，《吕氏春秋》中称其为“阳生”，其所在时代大抵与孟子、墨子同时，其学说亦曾显扬一时，《孟子》中曾记载：“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凭此言则遥可见当年杨朱之学传布之广。只可惜秦汉以后，杨朱之学不传，但从现今留下的文史资料中，我们大体还能推论出杨朱的思想源流。
《淮南子·汜论训》中曾提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所立也，而孟子非之”。由此可知，全性保真是杨朱学说的宗旨。关于杨朱，如今流传最广的故事是他与墨家学者禽子辩论时的“一毛不拔”之语。杨子认为，如果天下人都管好自身，不损一毫（毛）以利天下，则天下自然而大治。这个故事如今被当成自私自利的典型言论而流传，再加上儒家宗师孟子的极力批判（《孟子》：“杨氏为我，是无君也”），连墨子和作为道家继承者的庄子都不赞成杨朱的观点，使得杨氏之学蒙上了一份悭吝的骂名。实际上的杨朱的主张并非如今天我们想的那般“自私”，其文见于《列子·杨朱》，原文作：“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古人即使拔他一根毛发就能有利于天下，他也不会去做；将天下万物都用来奉养他一个人，他也不会取用。）
杨朱一毛不拔的本意并非当今“爱财如命”的含义，更接近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实意，即敛守本性，自安天命，不烦扰他人。孔子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近似此意。杨朱这种轻物贵己的思想或本自原始《道德经》的主张（见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版《道德经》：“至虚，极也；守情，表也”。）。今本《道德经》中也有类似观点：“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其爱必有大费，多藏必厚王”。这些话，当是杨朱思想观点的源头。
杨朱之后，道家迎来了两个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列子和庄子。《吕氏春秋》里曾提到，列子曾受教于关尹，可视为道家思想的“嫡系”传人。今《列子》原书虽已不传（现在的《列子》一书为汉晋道家作品的集合），但从《吕氏春秋·不二》一篇的记载，我们知道列子贵虚。“虚”的意思，是不患得患失、任自然流转而不为利害所动，虚静自处之意。所以，《列子》一书也被称名为《冲虚至德真经》。
而列子之后，又有彭蒙、田骈、慎到三人持弃知去己说。《道教史》作者许地山先生认为其或为列子传人。《吕氏春秋》里便记载有田骈对齐王说过的这么一番话：“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木之无材而可以得材”。这话的精神主旨，与《道德经》“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一句颇为契合。
彭蒙与慎到通常因和田骈持有相近的观点而并称于世。《荀子·天道》中曾点评慎到道：“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这里所说的慎到这个观点，其实与《道德经》中所言“圣人后其身”、“不敢为天下先”之意颇为神似，可见慎到本就是道家传人。不过慎到所传的也不仅仅只有道家之学，其或许也同时是早期法家的开创者之一。正如《荀子》中对其点评的一样：“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有此点评，故而后世也常把慎到归入法家一脉。
通常被世人认为是法家代表人，却大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当然远不止慎到一人，比如常被后世之人认为是法家鼻祖的管仲，后世托于其名之下的《管子》一书，最初在《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中，归入为道家一派，直到隋唐之后，才将之纳入法家的范畴。
许地山先生在分析这一情况时，曾这样总结到：
“法本道出，所以至公无私。君子能抱持这一道以治天下便不至于丧失天下”。
许先生是民国大师，离今不远，其实不止是许先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初年，司马迁在修撰《史记》时，便已经将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子等道家、法家的先贤代表人物合列为一传，可见在太史公的心中，对道、法两家的渊源便已是早有了决断。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法家之于道家，就好比藤蔓上所生出的另一根枝条。
再如农家，许地山先生也认为其本质是从道家齐物思想中发展而来。农家假托于神农，主张人人亲耕自种，而道家的齐物思想也是教人反归于自耕自食的原始生活。农家远较道家晚出，其理论思想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之大，不言自明，只是因落实于行动上表现在重视农耕生产技术、倡导重视农桑稼穑的政治政策，因而别称为“农家”。
再说兵家，受到道家的影响亦是不浅：《史记·留侯世家》曾记载：留侯张良于下邳的一座桥上遇到黄石翁，黄石翁以捡鞋为由试探张良心性品德，张良通过考验后遂受赠《太公兵法》一书，后张良凭此书辅佐汉高祖成就大业。
暂且不论留侯张良曾欲学仙道于赤松子，后世子孙张道陵即为道教创教祖师。单以《太公兵法》而言，是托名于姜太公的讲述兵谋韬略之书，在《汉书·艺文志》里，同样将此书归入道家部分。今天世间所见《六韬》一书，相传即为《太公兵法》其中的一部分。
孙武子在《兵势》篇中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此节正是对《道德经》“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赞同和发挥。孙武子提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兵贵胜，不贵久”、“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等主张，也明显是领会了《道德经》中所言“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的含义。《道德经》提出“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孙武子也据此进一步提出了“兵形象水…避实而击虚”的必胜方略。
孙武子高度认同老子反战的思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在兵书中屡次提出“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卒为上…全伍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等尽量不使用暴力行径的主张。
而对道家思想作出重大发扬的，则要数庄子了。庄子名周，是宋国蒙地人，留有《庄子》33篇于世。这33篇里并不全是庄子本人所作，也有他的门人弟子与道家后学的作品。若我们取《吕氏春秋》与《庄子》对比，会惊讶地发现，《吕氏春秋》里竟有许多篇幅和《庄子》高度相似。随手列举两例：《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中关于许由的记载，与《庄子·逍遥游》中所写相类，而《吕氏春秋·仲冬纪·当务》对盗跖的记载，又与《庄子·脍箧》一样。类似例子在《吕氏春秋》中屡见不鲜，可见庄子学说与《吕氏春秋》相互影响甚深。
我们这里引用许地山先生的一句话：“自战国末年直到汉初，道家思想几乎浸润了各派。最反对道家的儒墨也接受了多少道家的思想”。如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其作品中就运用了诸如“至人”、“太一”等许多道家词汇。而墨家中也有许多类似道家的言论，如“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这些话，若是稍微熟悉一点《道德经》，必然会惊讶地发现其与道家的口吻如出一辙，不得不说这是墨家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铁证。
可以说先秦诸子思想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高峰，而道家思想又是其中的佼佼者，思想文化本就是交流碰撞方能产生新的火花。道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仅以深邃博大的思想内涵使当时的对手感到折服，更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影响着今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