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期，中医渐渐从道医中分离

在之前的中医历史科普文中，我们提及过传统中医是从“巫”中来，与“道”同源，道与医共同发展。

直至唐末宋初，中医的各项奠基理论、实验方剂、专项书籍等，绝大多数出自于道医。只不过受限于各种舆论环境，往往凸显“名中医”们的医生身份，对他们的道士、方士身份隐而不宣，以至于现今很多人对道医知之甚少。

在唐代，道医与苗医、藏医、佛医等有一定的相互融合学习。不可否认的是，各家医学，对宇宙、对人体，有一定的共识。例如唐朝鉴真和尚，在日本被誉为汉方医药之祖，但是他的医学源自于孙思邈，可以说是孙思邈再传弟子。直至北宋之初，顶尖医学依然在“有神论”的范畴里。

然而任何一种变化，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必然经历不断地积累，然后爆发。隋唐时期，医生的培养制度创新了，在家族传承、师徒传承之外，出现了医学院。

道家传承，特别重视心性。君子得“道”可造福苍生，心术不端之人得“道”，乃是“含灵巨贼”，为祸甚大。所以道家传承往往非常严苛，宁可不传，也不会选个不靠谱的。

而诸如太医署这类医学院的学习制度，主要依靠研读大量医书药典学习，便失去了最核心的道家医学传承“心法”。即便是学习的同一套经典，道家前辈们在经典中许多关键地方，会有大量隐喻，除了父子师徒之间口口相传之外，非修行到一定境界不能领悟。普通学生有些只能知其浅表意思，有些人甚至会对经典产生质疑。几百年下来，靠学习医书的一部分医生，不可避免的与“道”渐行渐远。

到了宋朝往后，中医学进入另一个爆发时期。其中医学成就，我们在《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古代中医黄金时代流派简介以及发展原因背景分析》一文中，比较详细的介绍过。

凡事，总有两面性。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医学历史进程的划分定义，是用现代医学思维视角，以西方科学研究思路进行的。不能单纯的定义，符合三维世界科学判断的就是先进的，不符合的就是落后愚昧的。

我们曾经说过，自北宋起，儒家学术掀起“义理之学”风潮。最初目的是讲求视角宏观，理论务实可行，通经致用，救国救民。表现在实际情况是，可以说是大胆改革，推成出新。宋代儒家学者，对经典也是十分敢于下手的，打破汉唐“传注”的传统，从“舍传求经”发展到“疑经改经”，且十分重视理性逻辑思维。

范仲淹提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口号，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大量儒家学者进入医学领域，自然把“义理之学”的学习方式带进了中医学。中医领域，也开始大量出现“儒医”。

例如儒家天才学者张元素，便是其中佼佼者。因其超强的学习能力，开创“易水派”，与道医刘完素“河间派”比肩。金元四大家除了道医刘完素之外，张从正、李东桓，朱丹溪皆承袭自张元素一脉。

宋金元时期，政府对医学相当重视。宋朝自建立之初，广求前代包括医书在内的各种典籍，建立大型国家藏书馆。历代皇帝也在持续不断向民间搜集各类医书，内容丰盛，前所未有，甚至在高丽所献的书中发现了失传的《黄帝针经》。除了搜集医书，皇帝也下令校订各类医书，我们现在看到的医书，大部分是宋朝抄本。

高端人才流入，敢于创新，国家关注……自然是医学发展的大好事。下面来一起了解一下其中弊端。

自汉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宋朝时候，儒家学者们有了超强的，甚至绝对的话语权。读书人，尤其是有话语权的读书人，影响力不容忽视。张从正《儒门事亲》的命名，取“唯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之意。“金元四大家”的说法，也是出自朱丹溪的好友，儒家文豪宋濂。

上文说，学习前人经典的方式学医，容易不解其深层道家心法，或一知半解，或否定质疑。汉唐朝代对经典的态度是：注解，即使不理解也尊重。

但是宋儒，是敢于“疑经改经”的。大抵身在高位的读书人，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总是十分自信的。儒家医者整体话语权远远高于道医，加上“义理之学”讲求理性逻辑，持有“无神论”的儒医们，在整理前朝医学典籍过程中，免不了摒弃篡改道家医学典籍中自以为不合逻辑的部分。后世儒医们，也纷纷著书立说，对于自己无法眼见为实的玄学部分，更加不会涉及。

自此，中医与道渐行渐远，医学主流开始从有神论过渡到无神论。也可以说，这个阶段，是医学主流由道医过渡到了儒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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