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女性似乎一直被囿于家庭。尚未出嫁时是父亲的女儿；嫁为人妇后是丈夫的妻子；倘若不幸失去丈夫，又只能在儿子的名分之下生活。古人称其为“三从之义”。无形的樊篱，将她们的活动天地严严实实地局限在家庭之内。许多时候，她们连自己的心声都难以传达，更不用说去追寻什么理想或信仰。时至唐代，李氏王族奉老子为宗祖，尊道教为国教。玄宗、武宗等均崇道信道。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整个唐代都沉浸于崇道氛围之中。女性入道者既有出身贫民的市井女子，也不乏贵族姬妾，甚至十二位公主及宰相李林甫之妻李腾空都先后入道，这已然成为当时流行的社会风尚。尊奉道教对唐代女性生活影响很大，道教的教义和修行方式，让女信徒们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给了她们一条从日常琐碎中“抽身”出来的通道，提供新的精神滋养。在史书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唐代道教女信徒有出家为冠、为冠不出家和居家奉教三种，此外还有一些是道教爱好者。她们有的出于对道教最高境界的信仰——长生久视、得道成仙，有的出于最简单的生存目的——健体强身、延年益寿。有人在传统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的生活之余，有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有人通过入道为冠，摆脱了寡妇守节的人生剧本，成为备受敬仰的宗师。道教以它特有的魅力和博大的胸怀，为唐代女性提供了宽松的生存氛围。唐大中年间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刘道长，便是个令人感慨的例子。她年轻时或许因婚姻不幸，在孩子还小时，便毅然离开了丈夫，入道为冠。世人听来，难免揣测她是否是被情感所伤，才决意踏上修行之途。但刘氏的一生，却并未与尘世隔绝。她与前夫李德裕始终保持联系，甚至在他南迁时还同行相伴。李德裕后来为她撰写的墓志里，既感谢她为自己生儿育女，又对她的善良德行多所感怀。人们似乎能在那字里行间，依稀看到了她以道士身份独立生活，与俗世和解的潇洒身影。（《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道教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女性，不仅是因为长生不老的信念让人心生渴望，也因为它能为人在世俗生活中提供一种更超然、更自由的可能性。像唐太和年间的韩自明道长，婚后不久便守寡，孩子尚在襁褓中。她把孩子托付给母亲后，自己学道修仙。多年苦修之下，终成一代女冠，甚至被皇帝召入宫廷，成为皇室敬重的女法师。因为道门并不属于“四民”之列，哪怕是平民出身，只要道行高深，也能被王权认可，得到世人敬重。这一身份上的转变，不但让她们挣脱了“三从四德”的束缚，也使她们有机会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现才能。比如贞元年间谢自然道长则擅长施用幻术神通让大众相信道法的灵验，经常被达官贵族请去宣讲，令满堂众人侧耳倾听。元和年间的冯仙师，做了五通观道长后提振纲领，数年之间为道友修建道观开设道场（《五通观威仪兼观主冯仙师墓志》）。其实，出家只是选择之一。还有许多女子，仍旧在家庭里忙着相夫教子，却也暗暗为自己保留了一片内心的清凉之地。她们也许身体欠佳，便虔心斋醮、布施放生，希望借此消灾祈福；也许对玄妙的教理心生向往，便借着闲暇时光研读经文。哪怕天天烹煮柴米，也还是会“焚香诵《黄庭经》，日二三遍”，从未中断。她们既是贤妻良母，也是虔诚的修道者。这份交织在琐碎日常与幽幽香火之间的坚持，为生活带来不同的色彩。更让人动容的是，不少女子在完成“母职”后，才真正开始倾听内心的呼唤。有人年轻时对锦绣衣裳毫无兴趣，觉得那些繁华的装饰只会耗费光阴，却碍于父母之命而成了家。等到儿女成年、家中琐事日渐减少，她便毫不犹豫地离开尘俗，追寻传说里的仙境。她或许安坐荒郊，或许游历山川，只一心想探求长生之道。对她而言，婚姻可能不过是一段人间旅程，而大道才是始终如一的向往。在这些热忱的道教女信徒之中，很多人其实也兼修佛法。她们往往戒荤腥、食素念经。由此，唐代女性的信仰世界显得更加多元，不再是非“此”即“彼”。在她们的墓志铭里，常见“奉释仰道”之类的描述，隐约可见女性对自我修行方式的灵活调配。应当看到，有唐一代，佛家思想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与道家思想产生了深度融合，这也是上述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为萨祖一脉弟子，我们提倡的是奉一师、修一法、诵一经。唯其专一，方能摒除影响，早日证得无上道果。我们或许无法确切知晓，这些女子在夜深人静时，对未来究竟怀有怎样的期许。然而，从她们留存于史料中的点滴足迹，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漫长的唐代岁月里，若一名女性想要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获得相对独立的精神空间，道教的确为她们敞开了一道明亮的门扉，给予她们追寻长生、修炼内丹、登坛说法的可能，也为她们忙碌的日常提供了一片幽静的容身之地。从“三从四德”的桎梏，到“寻仙问道”的跃然转身，这些唐代女性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内心尚存对自由与灵性的向往，哪怕在最偏狭的环境里，也会生出一丝改变命运的微光。道教或许不是人人都能成仙的修行途径，但它至少让当时的女性看见了——生命之路不止一条，传统的束缚也可以有另一种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