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三国，中医学史上第一次大发展
中医药作为华夏民族的瑰宝，历经几千年，在历史的洪流中，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继续介绍中医学科历史奠基期，从战国、秦、两汉、直至三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265年），医学四大经典相继出世，系统性医学理论基本完善，中医学科迎来了第一次大发展。
任何行业的发展，很依赖于外部大环境，不仅仅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社会需求，更重要的是，是否有足够的条件去孕育。人类对于健康的需求，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那就得看第二个条件了。
进入战国时代，我国逐渐由春秋时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相较于前代，铁质农具出现使用，生产力大大提高，经济文化得以发展，社会分工扩大化，民众社会地位有所改善，使得医学有了发展条件。
这一时期特殊的文化现象也对中医学产生深远影响。随着西周天子没落，许多掌管学术典籍的高级知识分子散落到诸侯国中。东周战国三大文化中心齐鲁、楚国、宋国，相继创立儒家、道家、法家思想学派。
再后来齐国创办稷下学宫，简直是王炸中的王炸。稷下学宫虽然以黄老之学为官学，但是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各个学派。学者们在学宫里互相争辩、诘难、吸收，百余年间，稷下学宫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极其宽松的政治环境与经济基础，也成就了中华璀璨的思想文化。其中的道家、儒家、阴阳家思想学说，对后世医学的影响尤为突出。
春秋时期，教育与医疗基本集中在天子住所附近，属于贵族特权的一部分。官医是当时水平较高的医生，负责为王侯、贵族治病。到了战国时期，权力分散，官医开始在诸侯君王之间流动，还有大量侍医（随侍君王的医生）、官医的助手等不断被培养出来。
此时，民间高手也开始在各诸侯国崭露头角，佼佼者如长桑君、扁鹊等。民间医生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民间医学传承方式开始以师徒、家族传承为主。后来虽然秦朝“焚书坑儒”，其中不包括农书、医书，也使得大量医学书籍得以有机会流传后世。
经济发展，战乱，前期文化运动，再加上人才流入，间接推动医学发展几百年。这局面，感觉是不是似曾相识？没错，本号之前介绍的宋金元时期，医学第二次爆发也是这样发生的！
在这几百年里，有四部医学经典著作相继问世，坚实地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分别是：《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史称“医书之祖”。《内经》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秦汉时期凡立医学之说，必托古之神农、黄帝，所以《黄帝内经》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众多医家思想理念以及临床实践之集合。上篇《素问》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以及人与自然等等；下篇《灵枢》偏重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等。《内经》地位超然，不仅仅是一部形成中医理论范式的医书，包含天文地理、伦理哲学、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可以说包罗万象，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相传为战国时期秦越人(扁鹊）所作。“难”是指代疑问难点的意思，“经”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从书名上看，可以确定成书晚于《黄帝内经》。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是，《难经》成书于东汉，作者托古于扁鹊。《难经》以答疑的形式，讨论81个问题，又称《八十一难》。内容涉及脉学、经络、脏腑、疑难疾病、穴位、针法等等。《难经》虽然篇幅较短，但是确创造性提出许多理论和方法，譬如寸口切脉法，奇经八脉、补母泻子等等，对后世医学发展有深远影响。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是现存最早的药学著作。很明显，又是一部托古之作。相传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有的说成于战国，有的说成于秦汉，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大约在东汉集结成书。全书记载365中药物，包含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依据毒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因为大部分是植物药材，加之借神农尝百草典故，所以用“神农本草”为名。书中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都有详细记载。《本经》提出药物组合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沿用至今的创新性理论。
《伤寒杂病论》是作者与成书时间最无争议的一部著作。作者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后代尊称为“医圣”。《伤寒杂病论》经历了各种奇遇。张仲景去世后，其著作渐渐亡失，只有各种抄本片段。在晋朝，一个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偶然间读到这本著作的残篇，奉为奇书。于是全力搜集各种抄本，找全了伤寒的部分，整理后命名为《伤寒论》。在当时世人以为，《伤寒杂病论》杂病部分遗失了，只有《伤寒论》逐渐在历代医家中流传开来。再到了宋朝，又一位大夫在国家图书馆里发现被虫蛀的《金匮玉函要略方论》，与《伤寒论》很相似，但有一部分内容是论述杂病，当时几位名医奉旨校订《伤寒论》，考证《金匮玉函要略方论》作者也是张仲景，于是更名《金匮要略》出刊。大致可以说《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合起来，就是《伤寒杂病论》了。两本书共记载药方269个，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也因此，仲景方被奉为“众方之祖”。其中“六经辨证”之法，被延续运用千年之久。
除了以上介绍的医学、药学理论知识著作，临床实践方式方法齐备也至关重要。
战国秦越人（扁鹊），总结前人经验，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扁鹊精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等，已经开始运用砭石、针灸、按摩、汤药、热敷等等方法，被后人誉为“医祖”。
《黄帝内经》所记载的黄帝九针，“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显然，当时针灸手段发展到一定高度，各种形状、用途各异的针具，据情选用，方可去病。当然，如今当代九针又有新的增减创新。
东汉末年，“外科鼻祖”华佗，创造“麻沸散”，开创了外科手术麻醉先河。
……
直到这个时候，中医学虽然与巫渐渐分离，但是与同源的道依然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展。“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古之大医者，几乎都是修道者。如扁鹊以外丹开天眼，“尽见五脏症结”；张仲景勤于修道，精于预测；华佗也有如同扁鹊一般的透视眼，才能大胆做外科手术。在上述四部经典中，阴阳、五行、经络等等知识，既是治病理论，也是修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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