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心理学中的“心神说”与“脑神说”
关于神究竟藏于何脏，由何脏所主？中医学中关于神主学说的理论一直存在争议。历代医学专家各抒己见，至今尚无定论。总体来看，观点主要分为三类：首先是心主神志说，其次是脑主神志说，第三是心脑共主神志说。
一、“心神说”
“心神论”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及现代中医学教材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医学说视心脏为关键器官，其主要生理功能是主血脉、主神志。《素问·灵兰秘典论》中提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灵枢·邪客》中也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素问·六节脏象论》中指出：“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
如果心失去主宰和调节功能，将导致“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的严重病变，甚至危及生命。
明代张介宾在这些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类经》中提出：“心为脏腑之主，而总统魂魄，并赅意志，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这表明，尽管精神、意识、思维等神志活动可以分别归于五脏，但主要还是归心主神志的生理功能。这些论述构成了“心神论”的主要理论基础。
此外，我国文字拥有五千年的历史，受中国文化影响，与神志活动相关的文字或词汇大多带有“心”或“小”偏旁，如思、虑、怒、悲、恐以及惊、慌、忧、惧等字。在日常语言中，我们常用“心想事成”“心领神会”“两眼一瞪，计上心来”等表达，这反映出中国人习惯用“心”来“想”，用“心”来体验。
二、“脑神说”
从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已认识到脑与神志的关联，中医典籍中也有许多相关论述。
《素问·脉要精微论》提出“头者，精明之府”，明确指出了头脑与神志的联系。医圣张仲景也说：“头者，身之元首，人神所在。”宋代陈无择指出：“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聚。”《颅囟经》对此持肯定态度，曰：“元神在头曰泥丸，总众神也。”《医部全录》也说：“诸阳之神奇气上会于头，诸髓之精上聚于脑，故头为精髓神明之府。”
明清时期对脑与精神神志关系的认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的“脑为元神之府”，成为“脑主神志”说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此后，越来越多的医家支持脑与神志的关系，如清代汪昂在《本草备要》中阐述：“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见闻录》亦云：“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王清任《医林改错》则明确提出“灵性记忆在脑”之说。
三、心脑共主神志说
自汉字产生以来，心脑就被赋予了与神志相关的特定含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论及“思”字时说：“思者，从心从囟。”“囟”代表头脑，“心”“囟”同声，古代多以“心”称“脑”。“思”字上囟下心，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解释说“思者心神通于脑”，说明“思”与心脑相关，心气上于脑则产生思维意识活动。
近代中西医结合的代表人物张锡纯指出：“《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头者，精明之府’,夫精明即神明也；又《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细绎经文，盖言神明虽藏于脑，而用时实发露于心，故不曰藏而曰出，出者即由此发露之谓也。于是知《脉要精微论》所言者神明之体，《灵兰秘典》所言者神明之用也。”他明确提出了心脑共同主神明，并认为：“人之神明，原在心与脑两处，神明之功用，原心与脑相辅相成。”
《人身神明诠》中认为神明有“元神”与“识神”之别，二者各具特性，“脑中为元神，心中为识神。元神者无思无虑，自然虚灵也；识神者有思有虑，灵而不虚也”；神明又有体用之分，“神明之体藏于脑，神明之用发于心”；神志活动的产生是由脑而达于心，由心而发露于外。“盖脑中元神体也，心中识神用也。人欲用其神明，则自脑达心，不用其神明，则仍由心归脑。”
心脑共主神志说主张心神与脑神在神志活动中起着共同作用。这一理论既汲取了“心神说”中心脏作为神志主宰的观点，又融合了“脑神说”中脑为神志之府的认识。它认为，心与脑在神志活动中相辅相成，共同维持着人体的精神、意识、思维等正常功能。
在中医临床实践中，心脑共主神志说为许多神志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例如，对于某些因情志因素引起的疾病，如失眠、抑郁、焦虑等，医生可以根据心脑共主神志说的理论，从调节心脑功能入手，采用养心安神、醒脑开窍等方法进行治疗，往往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此外，心脑共主神志说还强调了神志活动与整体脏腑功能的密切关系。它认为，神志活动不仅与心脑有关，还与五脏六腑的功能状态密切相关。因此，在治疗神志疾病时，医生还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整体脏腑功能状态，采取综合调理的方法，以达到治病求本的目的。
无论是“心神说”、“脑神说”还是“心脑共主神志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神志活动的生理机制和病理变化。这些学说不仅丰富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也为神志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文字整理/华涟